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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 作家所来尔思 » Sollers écrivain
罗兰·巴特 Roland Barthes
波动* L’oscillation*
(*1978年5月6日罗兰·巴特于法兰西学院关于“中性”的讲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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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夫卡(Kafka)曾对亚努赫(Janouch)说: “我没有任何确定性”。这句作家之言反映两种态度，两种主题及两种措辞: 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“犹豫”(l’Hésitation)，和我现在所要讲的“波动” (l’Oscillation)。
虽然我不打算深入探讨这件“事”，因为这涉及我的一位挚友，一个我所热爱，尊重和赞赏的人，同时也因为这涉及一个争论“热烈”的问题，我们可以称之为“行动中的一个形象”，我想在此应该引用所来尔思的一句话: 要从一个严肃的思想的角度，而不是根据一时的情绪和不快来诠释他。这种严肃的思想，确切地说就是“波动”思想。事实上，所来尔思好象是在表演一系列突发的自我推翻和出尔反尔，而且从不解释，因此造成一个困扰和激怒学术评论界的“断层”。这说明什么？
我在此作两个评论。
第一个评论是，通过他的“波动”，所来尔思明显地在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这个问题(我说的是“角色”，而不是“职能”)。自从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人物存在以来(就是说自十九世纪末以来，更确切地说自从德雷福斯(Dreyfus)事件以来)就是正义事业的高尚的代理人。当然这里否定的不是其行动的必要性，而是其作为良知象征的确实性，重要的是要打乱其层次结构。既然所来尔思非常明显地在进行一种“生命写作”，并且在这种写作中引进了，这里我重提巴赫金(Bakhtine)的一个概念，即荒诞滑稽的一面; 这暗示我们进入一个解构时期，一个知识分子的“使命”而并非其行动的解构时期。这个解构可以以撤退的形式表现，但也可以以断层的形式，以及一系列偏移中心的肯定的形式表现。总之，所来尔思所作的不过是实现了1973年北京«人民日报»的一句话，这句话也曾作为一期«如此»(Tel Quel)的题铭: “我们需要的是狂热的头脑而不是小绵羊”。由一系列“偶然机遇剧”(happenings)引发而铭刻于知识分子措辞统一性的这种震动，就是要扰乱象征信任以及善德的知识分子的超我 — 当然这是以极大的孤独作为代价的; 因为这种“偶然机遇剧”不是通过那种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的，可以称作“知识分子品性论”研究分析后的实践而被接纳的。
第二个评论是，通过这种如同狂乱波动的音乐，我确信所来尔思有一个永恒的主题: 写作，对写作狂热的爱。在这里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种对写作实践的坚定服从(每天早晨都写几页«天堂»(Paradis))，不再是通过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来实现，也不再是通过有分寸有条理地参与的理论来实现(一边小说诗歌，另一边签名); 而好象是通过主体的彻底疯狂来实现，牵连倍增，连续不停，不知疲倦。我们如同在观看一场疯狂的战斗，一场介于极端但是下文始终开放的“不结论”态度(“我没有任何确定性”)，和无法遏制地趋向固化的“形象”(l’Image)的份量之间的恶战; 因为形象的命运即不动性。攻击其不动性，攻击形象的坏死性，正如所来尔思所作的，是一种危险而极端的行动，其极端性不能不让人想起某些神秘主义者种种不合常理，不可思议的行为: 哈拉智(El Hallâj)。
知识界强烈抗拒“波动”，却轻易接纳“犹豫”。比如纪德的“犹豫”就被知识界所宽容，因为其形象稳定: 纪德制造的是我们可以称之为运动的稳定形象。相反地，所来尔思要阻止形象的形成。总而言之，一切都取决于形象的水平，而不是内容与观点的水平。形象才总是团体(无论哪个团体)想挽救的，因为形象才是其维持生命的食物，并且每况愈下: 过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不再以信仰(比如过去)而是以形象来维持自己。所来尔思之所以引起公愤是因为所来尔思抨击“形象”，他似乎要提前阻止一切“形象”的成形和定型; 他拒绝那可能存在的最后一个形象: 那个: «找到—确定—道路—之前—探索—不同—方向—的人»的形象(关于道路和启蒙的崇高神话: “多少漂泊游荡后，我的眼睛终于睁开”): 他成了人们所说的“不可辩护者”。
(traduction de Sophie Zhang)